随着《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出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实力被展示于学界。该书由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罗纳德·哈里·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共同完成。它展现给读者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曲折历程。虽然没有达到象许成钢评价的那样：“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本书都是经济学及研究中国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但如爱泼斯坦所言：“本书对中国市场经济之路令人信服而详尽的解读，是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主义体制的学者不容错过的巨著”是恰当的。

笔者首先惊讶于科斯求证材料的非凡能力，到底是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制度化的中国经济显然是他长期关注的标本，使他掌握了大量连我们中国人自身都未必知晓的例证。如在第三章“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起源”中，作为产权理论创始人的科斯指出，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并非众所周知的安徽凤阳的小岗村，而是更为内陆的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九龙坡村。1976年9月公社干部商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一致同意采用包产到户的方式来尝试解决在集体耕种中困扰大家已久的经营和激励问题。他们意识到面临的政治风险，决定先把处在边角的土地分配给两个家庭耕种，那一年，边角耕地的粮食产量比仍然进行集体耕种的肥沃土地的产量高出3倍。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包产到户已经遍布整个公社。这一事实的首次公布，使原先一大批以小岗村为先例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地缘论的凿凿之文立即显得荒谬可笑。而这个足以成就经济学博士资历的重大发现，并没有被科斯用来作为该章节的核心论据，只是一笔带过的小佐证而已——该书的类似发现实在太多了。

再如第六章中，谈及王震从强烈反对市场经济改革到成为邓小平最有力的改革支持者的原因时。科斯细心地觉察到他的这种180度大转变发生1978年对英国的访问后。并最终获得了王震在英国访问的悉数史料。他记载到：“在出访之前，王震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与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震被英国工人阶级所享受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震惊。他发现自己作为开国元勋的工资仅仅是伦敦环卫工人的六分之一，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导致了他回国后在中央内部会议上强调‘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公正，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了。’”在新鲜于这组材料的同时，笔者不得不佩服这位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征集材料的能力。如果说，挖掘九龙坡村的史料是源自细心和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而王震同志的讲话记录的获得总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

论据为论证服务，《变革中国》的论据都如此精到，其论证自然高妙。比如论述中国持续成为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经济体的必要条件时，科斯指出，可持续发展主要指的不仅是类似于环境保护的硬件，更主要的是社会文化的趋同，包括对法律、道德准则的社会认同。科斯罗列了2009年《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中的34家中国大陆企业。其中只有一家私企。并评论说：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劳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同时，他又指出，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宏著，首先由严复翻译成文言于1902年出版；王亚南的白话文译本出版于1930年，1972年，《国富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重新由王亚南修订出版。有趣的是，这些版的翻译中，都删除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2004年，在温家宝总理的关注下，《国富论》被重新出版，就增加了《道德情操论》。（笔者回忆去年从我院图信中心借阅的2010年印刷的《国富论》中，确实有《道德情操论》一章，而且篇幅不少。）科斯的论证安排，想说明的是，中国已经认识到了社会文化的趋同对中国持续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一个公平的市场才是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推动不仅将物质繁荣带给了中国，也促成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公平原则的认同（显然涵盖了儒家的社会道德论、“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中国将在多样的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不仅持续作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更将成为人类创新之源。

读完全书，感慨于我国虽不是当下的全球经济实体中的主体（眼下还是欧美），却能够以后发展等优势，通过改革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这似乎又验证了科斯在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观点：“每一次作战，将军必然会派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冲锋陷阵。同样，一个国家也会很自然地选择资源最丰富的部门来实施改革。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这并非单纯因为它们受益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实际上，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部门在认知上往往为现有制度所困，几乎无法跳出既定框架进行思考。它们的所作所为更像微调，是要维持现有的制度而不是去改变它。而那些处在边缘的部门则能够为变革提供不同的激励机制、新技术以及全新的视角和关键要素。”眼下，我院也经历着大变革，联系科斯的言论，真可谓意味深长。

（作者系科研处教师）